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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qū)域史研究的資料、方法與路徑

——“首屆閩東契約精神與鄉(xiāng)村治理學術研討會暨第五屆閩浙贛區(qū)域史研究工作坊”簡述

作者：潯邑

寧德作為山海之城，自宋元始，生活于此的漢畬先民便利用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積極發(fā)展海洋經濟。明清時期，寧德經濟發(fā)達、文化繁榮，使得這一區(qū)域留存了大量民間文書。自改革開放以來，當地政府高度重視民間文書的收集與保護。近年來，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周正慶教授學術團隊積極與寧德市展開校地合作，合力讓被珍藏的閩東文書“活起來”，推動閩東區(qū)域史研究發(fā)展。由暨南大學文學院、寧德市文化和旅游局主辦的“首屆閩東契約精神與鄉(xiāng)村治理學術研討會暨第五屆閩浙贛區(qū)域史研究工作坊”近日舉行。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吉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高校與科研機構的近百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同探討區(qū)域史研究以及民間文書整理與研究。

在大會開幕式上，專家學者們圍繞區(qū)域史研究、民間文書研究的基本方法與路徑展開學術研討。廈門大學教授鄭振滿高度評價閩東文書的發(fā)現、收集與整理，指出閩東文書是閩東先民開發(fā)閩東與畬漢融合的見證，同時，閩東文書研究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如弘揚契約精神、深化鄉(xiāng)村治理等。北京大學教授趙世瑜立足自身對江南、江西、北京等地的田野調查與研究，圍繞“區(qū)域史空間定位問題”展開討論，認為對區(qū)域史的研究要深入細膩，以突破對該區(qū)域歷史空間定位的傳統認知，使區(qū)域歷史研究在新的歷史敘事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山大學教授劉志偉以霞浦文書、屏南文書與摩尼教研究為例，強調對民間文書的研究要超出一般性的描述歷史現象，將其放在地域社會發(fā)展脈絡中來把握。南開大學教授常建華作了“清乾隆時期福建的社會經濟與生活——以刑科題本為基本資料”的主題報告，利用乾隆朝刑科題本資料，探討了乾隆時期福建的人口婚姻家庭等問題。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科大衛(wèi)結合自身關于清代秘密社會、明清宗族的研究，指出歷史人類學研究要回到歷史現場，對于某個區(qū)域的研究要重視該區(qū)域的獨特性。安徽師范大學教授李琳琦認為，運用以契約文書為中心的民間文獻從事中國史研究已成為一種學術潮流，并形成了中國當代歷史學的一個重要流派，而在對契約文書的研究中，要加強整體研究、比較研究，并以契約文書所揭示的精神價值賦能新農村建設和鄉(xiāng)村治理。

隨后，與會學者圍繞“閩東契約文書研究”“國家法與地方法”“明清時期的地方社會治理”等議題展開討論。中山大學教授黃國信通過對明末文學家馮夢龍任壽寧知縣時所作方志《壽寧待志》研究論述了明末州縣的政治運作；清華大學教授阿風從多年從事契約文書研究的經驗出發(fā)，強調契約研究要從長時段、整體性研究入手；廈門大學教授林楓回顧了1980年以來的明清契約文書研究，指出如今契約文書收集、整理進入快速發(fā)展階段，在從事契約文書研究時應注重不同區(qū)域的比較研究。

會議還設置了田野調查環(huán)節(jié)，專家學者赴福安市獅峰寺、霞浦縣畬族村、福鼎市玉塘堡等地展開調研。在隨后的圓桌討論環(huán)節(jié)，浙江大學教授杜正貞認為，梳理寧德歷史發(fā)展過程必須重視寧德先民人群的變化，在田野中訪得的為紀念戚繼光帶義烏兵到寧德抗倭的義烏城隍廟就是浙閩相連的歷史見證；暨南大學教授麥思杰認為區(qū)域史研究要向整體史研究發(fā)展，指出在討論人的歷史的同時，也應當關注物的流動，例如田野調查時所見的半月里雷氏除是畬族外，明清時更是茶商，他們依托海洋構建了商業(yè)網絡，茶葉、銅、鐵、布等商品均借此流通，因此要回到市場網絡中去理解當時畬族與漢族之間的關系以及畬族內部的分化；暨南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劉正剛在總結發(fā)言中強調，玉塘城堡夏氏先祖為明代軍戶，數次遷徙最終定居玉塘，這應當與明代衛(wèi)所制度變遷有著密切聯系，諸多歷史現象告訴我們在區(qū)域歷史研究中，不可忽視國家的作用。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29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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